在2025年1月，大公报记者沿着王星被绑架的路线，从曼谷旅行至湄索，路程510公里，耗时八小时，途中经过三个警方检查站。记者观察到，警员只是简单地挥手放行，并未检查驾驶证或护照。这种情况并非偶然，检查站的设置本质上并不是为了识别车内人员是否处于危机之中。它的功能在于验证证件、查核违禁物品和跨境合规性，而在人口贩运的过程中，胁迫常通过合法的外表进行掩饰：真实的签证、有效的入境章、正当的车辆和当地的司机。于是，检查站只看到外表平静的乘客，却无法洞察后座的危险。

一年半后的2026年8月，一名中国女性在曼谷被接走，目的地是湄索，途经甘烹碧府检查站时，她趁机逃跑。而在同年3月，四名中国入境者被皮卡车运往边境，其中一名男子在车辆减速时对司机实施锁喉，成功营救了同伴。这两起事件均表明，自救依赖于受害者对瞬间机会的把握，而非检查站的事前拦截。

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素拉沙指出，边境设置了多个检查站，若游客处于危险中并及时求助，相关部门便可介入。然而，现实情况却不允许。在双手被绑、手机被收走的情况下，受害者根本无法寻求帮助。检查站作为固定的防线，无法阻止流动的犯罪活动。犯罪团伙通过错开时间、换司机及分批运输等手段，利用乡间小路与小道进行转运，导致检查站无法发挥作用。

此外，筛查机制的效率也值得关注。在2025年11月KK园区的突袭中，尽管超过1500名外国劳工非法进入泰国，仅有两人被正式确认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。这个确认率的低下，并非由于筛查人员的不认真，而是因为在运输过程中，受害与自愿的界限被模糊化。被绑住的人在被拦截时，呈现的状态取决于施暴者的意愿，大多数情况下车辆不会停，受害者自然没有机会发声。

只有中国游客对此感到困惑，而在这些数据面前，这种质疑并不成立。KK园区的受害者来自28个国家。2025年2月，被移交至泰国的61名受害者中，除39名中国人外，还有其他国籍的被害者。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来源国，年游客超过400万人次，因此案发数量更易被注意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事件只发生在中国公民身上；针对中国人的犯罪现象确实存在，是因为泰国境内存在一种专门为此目的而开辟的转运通道。

针对性的犯罪通常发生在出发地，而转运则发生在泰国的公路上。指出前者并不代表对后者的解答。虽然泰国在湄索方向增设了24小时的检查站，采取了断电、断网等措施，但这些仍然无法阻止路上的犯罪活动。从曼谷到湄索的数百公里中，高速公路占据了大部分，而固定检查站作为防线，无法应对灵活的转运方式。

真正需质疑的并非是部长的言辞是否合逻辑，而是下一个乘坐朋友安排的车的旅客，在经过三个检查站时，是否有可能遭遇拦截。记者在2025年经过时，警员只是一挥手放行。而一年半后，依然是受害者靠自己的逃脱。检查站依旧设在那里，车辆却在继续行驶。